隐性共有人

今天，互联网对传统经济的改造还在继续，我们足不出户便可获取各种服务，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家政女工、快递员，这样的零工群体在不断壮大，互联网平台把他们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了更多就业选择。

但新的问题产生了。数字化匹配下，人与人只有“一面之缘”，旧有的信任机制失效了，我们每个人的“附近”都在消失，零工群体则陷入一种“弱契约、强监控”的社会关系中，被算法驱驰，被用户苛求，成为系统中的弱势群体，长期被当成一个群体性符号，个体的声音无法被听见。

技术的利与弊，在零工群体身上同时显现。如何在数字社会中重建附近和人们之间的信任，让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异乡人”，在本周举办的腾讯科技向善创新周上，多位学者讲述了自身对数字社会的观察，但这不应该只是社会学者们关注的命题。科技不会主动向善，这是企业的责任，每个普通人也应该思考，如何在科技浪潮改变我们的生活时，保留那些美好与善意。

文 | 姜禾

编辑 | 卢枕

运营 | 月弥

互联网“候鸟”

孙萍是在一个楼道门口见到梅姐的。晚上8点，梅姐提前关了外卖接单系统，骑着电动车匆匆赶来，她身材瘦小，头盔下是一张晒得黢黑的脸，眼角有细纹，留着短头发。这样的形象，很难跟她响亮的名号联系起来——“望京女单王”。

过去5年，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一直在跟踪研究外卖骑手，这是一群互联网和平台经济塑造下的新型打工人。“他们就像夏季傍晚的候鸟，很快地集合在一起，又很快地消失在大街小巷。”

以前，梅姐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依靠互联网工作。她来自四川的一个农村，跟丈夫认识时，家里还没通电，为了赚钱，夫妻俩把大女儿留在村里，带着小儿子到城市打工，一家三口住在半地下室。她做过电梯员，每天站在一平米的空间里，负责按键。后来，老家人给表弟介绍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他不想干，梅姐只能自己顶上，她从头学骑自行车，渐渐摸清每个小区的位置和路线，举着一捆捆报纸送往各家各户，锻炼出了一把子力气，后来改送快递，米面油都不在话下。

这些经验最终被她用到了送外卖上，梅姐学东西快，接单系统很快就能上手，对各个小区位置也早已门清儿，每当新骑手迷路即将超时，总会向她求助，请她救单。现在，梅姐每天能送60多单，甚至比很多男骑手都要多，成了望京这一片有名的“接单王”。

像梅姐这样的外卖骑手，穿梭于偌大城市的每一处犄角旮旯。疫情之后，孙萍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外卖骑手的行列之中，他们之前可能是小企业主、学生、建筑工人和餐饮服务员，大多是以兼职的形式跑外卖。

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看来，务工者依托互联网平台就能及时获取就业信息，以“临时合作”的方式代替传统企业中的长期劳动合作关系，打破了传统劳动力市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这种依托互联网平台出现的忙碌而流动的零工，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

▲ 图 / 数字原野论坛视频截图

2021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其中就包含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家政女工、快递员和安装师傅等。在被互联网大规模改造过的居民服务行业，他们的工作与数字技术紧密相连。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研究室副主任鲍春雷，一直在关注数字技术对就业岗位的影响。通过研究测算，他发现，数字技术平台可以降低就业、创业成本，提高就业效率。在2021年，仅是微信平台，通过公众号、视频号和小程序带动的就业机会就达到了4600多万个，这是一个积极的数字。

鲍春雷对这些数字进行了深入研究。数字技术的赋能一方面体现在精准推送，“给劳动者需要的岗位，给企业需要的劳动者”。同时，这种推送是包容性更强的，鲍春雷发现，做数字化岗位的人并不都是高学历，相反是以大专以及大专以下学历的群体为主。以往很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第一站是进工厂，但现在，他们有了更多新的选择。

阿芳的选择是成为一名家政阿姨。她来自苏南的一个农村，以前一直在镇里的服装厂做女工，丈夫是一名电工，两人有一个儿子，日子过得平静。直到前几年，丈夫出了车祸，脑部受伤，一直卧床。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但儿子还要继续上学，她一路远走，来到了北京。

年轻人做家政阿姨的并不多，像阿芳这样四五十岁的女性成为了家政阿姨的主力。根据《2021年中国互联网家政服务行业报告》，全国家政行业从业人员从2017年的2623万增长至2020年的3275万。互联网家政平台在订单来源和数量方面，与传统家政公司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阿芳她们一般挂靠在家政中介平台上，通过培训，取得早教证、育儿证的证书，每介绍成功一单，平台抽取20%左右的佣金，算下来，一个月能赚六七千元。

除了更加包容的匹配度外，鲍春雷还发现，数字化平台的出现，让很多人的工作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比如严飞就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北京新发地市场，一个个五颜六色的摊位和小货车旁，忙碌的小贩们腰间别着挎包，忙着称菜、揽客和算账，很多人还竖起了手机镜头。

▲ 图 / 数字原野论坛视频截图

“小宝哥”北漂十多年，一直在新发地市场做热带水果批发，2018年，他开始拍视频，用一双有力的手，现场掰开榴莲，在屏幕前大吃一口，有时还自创新吃法——榴莲拌米饭、大饼卷榴莲，积累了将近100万粉丝。如今，“小宝哥”的主要工作就是拍视频，上午从七八点开始，一拍两三个小时，有时还要专门写脚本。依托于数字平台，他实现了榴莲创业，还成立了一个公司，面向北方市场，做榴莲供应。

一个个梅姐和阿芳，用自己填充着数字社会里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并成为了它的一部分。也有极少数像小宝哥这样的人，抓住了里面的机会，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被捕获的人

有一天，严飞收到了一条特殊的微信，发信人是军军，他是一个江西的00后，子承父业来到北京，家里三代人都做了门窗安装师傅。他的微信内容是一段语音，用远超年龄的成熟嗓音，低沉而平静地念着《异乡人》中的一段话：

“此时，在这黑夜尽头、拂晓之前，我听见汽笛声响起。它宣誓着旅程即将展开，通往从现在直到以后对我而言已完全无所谓的世界。许久以来第一次，我想起了妈妈。我想我了解为何她在生命来到终点时找了个男朋友，为何她会玩这种从头来过的游戏。即使是在那里，在生命逐一消逝的养老院，夜晚依然像一个忧郁的休止符。与死亡靠近的时候，妈妈必然有种解脱之感，而准备重新再活一次。这世上没有任何人有权为她哭泣。我也像她一样，已经准备好重新再活一次。”

严飞知道，军军没念出的下一句是，“我第一次敞开心胸，欣然接受这世界温柔的冷漠”。就像这本书中文版的副标题一样，“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这令严飞产生了思考，他能够理解军军的孤独与无助，“他并不是一早就打算做门窗，他有很多想法，但又受限于自己的条件，更能感受到大城市带来的压力和冷漠”。

2019年的一个夏天，通过安装门窗，严飞认识了江西老杨，他从“门窗之乡”安义县来北京务工，在双桥有了一家小门店，一直担心高三的儿子军军考不上大学，希望严飞能帮忙“敲打敲打”。

就这样，一个高三留守少年和一个清华大学教师，产生了连接，并且一直持续至今。这个个子高高，有些羞涩和内敛的男孩，曾经告诉严飞，他用尺子在地图上量过距离，中国传媒大学离父母开小店的双桥很近，他要把它当作第一志愿。但可惜，军军最终没能考上，短暂地纠结之后，他决定来到北京，跟着父亲一起安装门窗。

互联网时代的零工从业者，虽然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在经济上的回报更多，但技术就像一张大网，他们一旦被捕获，就会被固定在一个位置上，持续为系统提供交换价值和数据价值。“被技术捕获的劳动者，劳动的主体性会慢慢丧失，数据和技术塑造了个体和系统的情景化互动，产生新的管理协商方式，每个人的遭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很难通过联合罢工或工会去解决工作中的压迫和不平等。”孙萍说。

只要接单系统开启，从起点到终点，外卖员的行驶速度、距离，中间拐了几道弯，打了几个电话，如何沟通，全部会被一一标记、积累和储存，等待着系统的清洗和处理，成为喂养算法与平台的养料，再被用到下一次的衡量与规制之中，这是个记录与计算的无休止循环。

为了适应这个循环，骑手们也停不下来。梅姐永远7点开系统，一有单就出发，一直跑到晚上12点，每隔一天才午休一次，“觉得困难、跑不动”，才中午回家睡一觉，两个电瓶换着充电，平均每天10点、晚上5点要更换两次。这对骑手们来说很正常，“大家都是一干就十几个小时”。她也全月无休，因为一旦休息，接单的单价和等级都会下滑，就像是玩游戏的级别，“青铜、铂金、黄金、王者，你要不断升级，也要防止自己掉下去”。春耕一到，有些骑手就要返乡，等到再次回到站点，等级早就一落再落，只能从头再来。

但系统是残酷的，时间限制越来越短，甚至梅姐有时感觉，“餐都没出，就快要超时了”，她只能更快速、不停止。有一次，梅姐的车歪倒，弄伤了手腕，需要打石膏。站长劝她休息两天，但梅姐不答应，“只要死不了，我就要上班”。她用手指替代手腕，继续骑车送餐。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了上海疫情封控期间。一位骑手争取到了小区出门证，选择出门接单，不再回家，跟其他骑手一起，住在一个废弃的三层教培小楼里，每天吃饭，全靠丈夫在小区栅栏外传递。更多的人离开家后，选择住在地铁站和桥洞里。

经济上的压力让他们别无选择。孙萍通过调研发现，在2022年，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地方的骑手，6成以上有负债，3成以上超过了10万元。孙萍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理发店的老板娘，几百页的银行流水，全是丈夫在网上赌输转出的钱，100多万元，一分不剩。没办法，老板娘只能跑去送外卖，每天离家还有一公里时，她就把车停下来，提前把外卖员的衣服放到箱子里，换好便服再回家，不想让人知道自家的情况。另一个中年离婚的女骑手，想要实现经济独立，从农村来到城市送外卖，她也想攒够钱，买一辆房车，这样以后去看上学的儿子，再也不用心疼酒店钱。

▲ 图 / 数字原野计划

孙萍和梅姐，就像短暂相交的两条线，很快向着不同的方向远去。有一天，孙萍发现自己被梅姐删除了好友，她一开始很困惑，直到有其他外卖员告诉她，“工作上的关系转瞬即逝，删掉你不是因为不喜欢你，可能只是没内存了，或者单纯觉得没什么可联系的”。

后来，孙萍又碰到了同样的情况。她渐渐明白，梅姐们不是故意为之。她们的工作一直在流动，没办法跟所有人保持联系。在北京的一个外卖站点中，一年之内流转或者是离职的骑手能够达到90%。昨天的同事，可能明天就已经离开，他们互相的连接变得微弱，同一个站点工作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个偶然产生交集的人。

他们普遍变得孤独。严飞在研究零工从业者时，通过数据获悉，这些人有9成以上都具有明显的压抑情绪，包括焦虑、紧张和低落，同时，也有较强的被剥夺感和有限的城市融入感。“他们在一座城市里，声音一直是非常微小的，不会被人听见，听见之后，也没有得到平等的尊重与对待。”

孙萍认为，这是数字化匹配下无法避免的信任缺失。“一旦由平台充当中介来进行监管，契约关系就会取代信任关系，会缺少很多人情味。”梅姐前几天得到了从业几年里的第一个差评，原因是她通知消费者餐送到时，对方正在跟客户谈生意，觉得受到了打扰。一旦差评通过，梅姐会被扣150元。

严飞也在他的新书《悬浮》中提到类似的观点：“互联网平台和技术构建了‘弱契约’和‘强监控’的劳动模式，他们的待遇无法通过契约得到保障，但工作过程却可以通过网络完成一整套的严格监控，这可能将劳动者进一步异化。”

这些被互联网捕获的打工人，最后只能回到互联网的场域里寻求认同。孙萍的学生调查了外卖骑手的短视频制作，很多骑手喜欢发短视频，除了分享日常生活，更多还是当作随便发声的一个场域，今天遇到了一个不好的单，或者是遇到一个好人，或者是什么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然后骂一骂、吐槽一下。“在这个场域底下，他更多的其实是寻求一种系统之外的压力释放”，孙萍叫它“平行场域”，他们需要发声的渠道，“不在平台、不在站点，甚至不在家庭，而是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空间”。

▲ 孙萍。图 / 受访者提供

重建附近和信任

梅姐、军军和小芳，以及更多的零工们，他们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附近的一个个最小切面，他们因数字技术与平台改变了生活，也被数字社会所忽视，成为了悬停在城市上空，难以被看见和听见的隐形人。对他们来说，技术带来了益处，但技术同时也很残酷。

这似乎是个矛盾的问题，技术的利与弊该如何去衡量，如何促使科技向善，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刘海龙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认为，有些技术本身就存在复杂性，就像算法技术，数据量过于庞大，导致具体运算过程对于编程者而言也是黑箱。当我们为了效率，将决断权交给算法时，是充满风险的。因此，面对这样的技术，人类的动机与责任变得更为重要。

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关注是否存在算法偏见，对某些群体存在不公平。这种判断离不开企业的衡量。孙萍认为，这是一个平衡多方利益的过程。“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占领消费者、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很重要，但同时也要意识到，这是个多方参与的市场，另外的利益相关方也很重要。”

▲ 图 / 数字原野计划

这当然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走进深圳做城市改造研究时，严飞被一家神奇的小店吸引了。一个敞开售卖货物的小卖部，藏在小巷里，小店门口坐着一位老婆婆，一边卖货，一边跟人聊天。一米之隔就是一家大型的青年公寓，靠密码开锁，中间的空地上，摆放着六七把空着的椅子，每到晚上，总有不同的年轻人坐在这里，乘凉、聊天。

这个小店引起了严飞的思考，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却建立起了陌生人之间的连接。他一直在研究数字平台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微信与千里之外的人联系，足不出户轻松购物，但却忽视了周围的小世界”。

互联网到底让我们更近了还是更远了，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孙萍的观察里，消费者和外卖员虽然面对面完成了一个配送的行为，但他们之间的任何沟通都是需要依托平台，“比如消费者对这个订单有任何的不满意，需要有任何的沟通，也是在平台上去进行的，也不是两个人面对面的去沟通”。

“我们会常常看不到他们的存在，或者仅仅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红色的衣服、蓝色的衣服、黄色的衣服的一个职业象征，和这样的一个载体或一个职业的标签打交道，而不是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严飞说。

社会学家项飚认为，我们之所以会对眼前的事物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都会觉得他们不符合自己的理论视角，比如阶级、性别、自我意识，因而会显得琐碎而无意义。与此同时，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结构性的框架，有自己的一个自我价值体系所带来的一种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判断，所以大家都会带着一个既有的框架去观看周围的景观。这样的一种景观的观看就会完全把自己的想法，把不在眼前的东西拉扯进去，反而忽视了对于日常生活的一种琐碎的关照。

这种关照也关系着技术体系下人与人之间信任的重建。我们应该多去关注自己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人、事和物，而不是将他们当作符号。我们的附近有很多这样的人，一个相熟的菜贩，一个熟悉的理发师，一个一直光顾的洗衣店，甚至是经常打交道的社区服务站医生。严飞一直想倡导改变，我们与他们建立连接，并不难，甚至不需刻意，一次主动的搭话，一次感谢，一瓶水，互相知道名字，慢慢建立连接和信任。

现在，严飞和军军的连接并没有中断，依然常常聊天，严飞鼓励他要继续读书，试图为他介绍工作，同样地，军军也会讲述他想要自学日语，学国际贸易，把门窗小店做得跟父母不同的计划。

他们的联系很紧密，严飞充当了一扇窗户，让大军看到了没见过的世界，其实，更多时候这种连接哪怕是微小的，也会产生暖心的效果。现在，每当时间不够时，梅姐都会提前发一条短信，告诉消费者，“抱歉，要多等一会儿”，大多数都能得到理解，有些人还会回短信，让她“慢慢开，不用着急”，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梅姐依旧很感动，她觉得，“还是好人多”。

无疑，信任的重建，依然需要很长时间。在技术领域不断突破的同时，持续关注人与技术的连接与关系，成了当下社会学研究者们最重要的命题，在过往的科技向善创新周中，包括项飙、邱泽奇等多位学者发表了对于数字技术进步与社会协同发展的思考，未来这样的思考将会在这一空间继续延续。这关乎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数字时代的境遇，关乎一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文中军军、梅姐和小芳为化名）

▲ 腾讯科技向善创新周2023数字原野论坛。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侵权必究。

■离婚协议中约定房产归张先生所有。(受访者供图)

一起了解广州楼市 最前沿动态

离婚协议中约定给男方的房改房,在出售前发现前妻不签字无法办理过户……近日,广州的张先生在出售房改房过程中,发现需要前妻到场才能办析产手续,对于离婚后此类房产分割流程再次打上了问号?新快报记者调查了解到,这要归因于房改房的特殊性。

■新快报记者 何璐诗 丁灿

离婚协议约定房产归男方

但交易时仍需前妻协助办理析产手续

张先生和前妻在1986年结婚。在婚姻期间,被分配公有住房。其后按照房改的优惠政策,购置公有住房,张先生与前妻双方均在缴款明细表上签字。后来两人感情破裂,2004年到民证局办理了自愿离婚协议,协议上列明此房产归男方,房产分配也写进了离婚证。

2009年,张先生取得房产证,登记为张先生个人名下的房屋。到了今年,张先生打算将此房产售出,在准备交易时中介公司链家表示需要张先生前妻到场办理析产手续方可过户。而令张先生非常的苦恼是,目前前妻也不愿意配合,眼看房产交易无法推进。

不动产登记部门:

根据《房改房上市缴款明细表》上配偶情况判断是否为夫妻共同共有

链家签约服务中心的签约经理向记者表示,房改房比较特殊,过户的时候房管局需要看缴费明细表,只要缴费明细表有前妻的名字,就相当于共有财产。只有离婚协议的情况,还是需要到公证处办理析产公证且需要前妻到场签字。如果前妻坚持不配合的话只能去法院起诉 ,拿到法院的判决书(中级法院以上)直接去过户。前妻配合去做析产手续后,过户时前妻就无需到场。

记者查阅发现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提供的案例中,有一则类似情况。张姨当年参加工作期间与丈夫王叔共同申购了单位的一套房改房,登记在张姨名下。十几年前夫妻双方因性格不合,结束婚姻存续关系,并在民政局的见证下,领取离婚证,签订“离婚协议”,约定该房屋归张姨一人所有。2019年初,张姨的儿子准备结婚,张姨打算出售该房屋,换一个舒适的房屋,以便一家人居住。张姨通过某中介公司促成,与买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个月后买家的贷款审批下来了,双方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过户手续。

不动产登记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核对资料后表示:该房屋是房改房,为张姨与王叔共同共有,过户需双方共同办理。此时,张姨向工作人员出示了《离婚协议》,表示她与王叔已在民政局的见证下,进行了财产分割,根据《协议》该房屋属其一人所有。登记部门的工作人员答复,如张姨要单方面办理房屋登记,根据《广州市不动产登记规程》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析产取得不动产权利且析产协议经过公证的”,即张姨需提供与王叔在公证处经公证的析产协议;又或者提供王叔同意并委托张姨出售房屋的委托公证。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提醒,如房屋性质为“房改房”,且房屋权属来源为“购买”,不动产登记部门会根据《房改房上市缴款明细表》上的配偶情况,判断登记房屋是否为夫妻共同共有。如选择单方申请办理相关业务的,须按《广州市不动产登记规程》规定,提供“析产取得不动产权利且析产协议经过公证的”协议文件,或不到场配偶同意出售的委托公证。否则不能单方申请办理该类房屋的相关登记业务。

记者拨打12345热线时,不动产与物业管理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单位福利分房——房改房,是按照房改政策将夫妻各方的工龄、职级等因素分配,所以需要前妻到场签字确认。

律师说法:

可以通过诉讼确认离婚后房屋归属问题再行出售

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戴金花表示,如果房改以后,买私登记在男方名下的话,那么男方卖出房屋,不需要经过前妻的同意以及签字,因为我国的物权采用登记主义原则,原则上登记在谁的名下归谁所有。

如果房改以后,买私并登记在女方名下或双方名下,那么男方不能够仅提供离婚协议进行出售房屋,还需要前妻的同意并签字。

依照《民典法》第二百零九条指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此外,第二百一十六条指出,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依据。

如果前妻不配合,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确认离婚后房屋归属问题再进行出售。

广东博敦律师事务所王美舟律师表示,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并且就房产的归属,在离婚协议书中明确予以约定,该离婚协议书就发生法律效力,双方的约定生效于婚姻法。析产是两人对产权的约定,这次案例中,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列明房产归属,并有民政局的盖章,所以也相当于一种析产公证。但如果析产手续需要前妻到场,前妻不配合,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过户。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何永萍律师表示,以案例的情况来看,需要看当地房管部门的要求,若对方不配合,可以进行诉讼,按照离婚协议要求来主张房子的所有权归个人。拿到法院判决书就可以进行房屋交易。

交易提醒

上市交易时应先确定房屋 是否有“隐性共有人”

1999年2月,广州市政府颁布实施了《广州市已购公有住房上市规定》(穗府[1999]8号),规范了已购公房上市出售、交换、出租、赠与和抵押等行为,全面开放已购公房交易市场。对于夫妻共同申报的房改售房,通常会以一人名义登记,配偶信息记载档案中,通常登记人为“显性共有人”,配偶为“隐性共有人”。

因房改房的房屋性质,在上市交易时应先到房地产档案窗口调取档案,确定房屋是否有“隐性共有人”。即使离婚时财产分配房屋为“显性共有人”所有,仍需办析产登记。

离婚房产分割Q&A

什么是房屋析产?

析产又称为财产分析,是指财产共有人通过协议的方式,根据一定标准,将共同的财产予以分割,使其分属各共有人所有。房屋析产一般发生于离婚、分家、继承和共同买房等民事关系上,公民死亡后,共同生活人或者财产共有与继承人就财产如何处理,根据法律相关解释,一般需先析产后继承。

离婚时如何办理房屋析产

1 到公证处办理析产公证。如果在有离婚判决书或离婚协议(民政局备案)中已经约定了房屋归属的,可以不再办理析产公证;

2 办理抵押权银行规定的事项;

3 到房管局办理免征契税申请;

4 到房管局办理析产登记手续并缴交登记费;

5 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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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家可能会看到比较多关于温子仁的新闻了，毕竟新片《M3GAN》即将上映了，正如小编之前的文章中所提到的该片将作为温子仁的工作室原子怪物以及杰森·布伦的工作室布鲁姆豪斯合并前的试金石之作，而两家工作室也将在新片《M3GAN》上映后正式完成合并。而关于两家公司合并后将会推出怎样的恐怖大片也将成为影迷们所期待的事情了，而现在这个答案可能正在揭晓。

2020年由环球影业出品、雷·沃纳尔执导、杰森·布伦担任制片人的《隐形人》取得了巨大成功，投资仅700万美元最终全球狂揽超1.2亿美元票房。作为环球怪物宇宙的经典形象的《隐形人》在恐怖大师杰森·布伦的领导下拍出了和以往环球怪物电影不一样的风格，并且大获成功，收获了一大波好评。虽然这部新的《隐形人》票房口碑双丰收，然而续集却始终没有发生，甚至没有任何关于这部影片续集计划。

而说到这部《隐形人》就不得不说捋一下背后的关系了：如果你是温子仁的经典恐怖片系列《电锯惊魂》的粉丝那么对雷·沃纳尔自然不会陌生。而他和温子仁之间的关系远非于此，在温子仁的几部经典恐怖片《死寂》、《潜伏》系列中和温子仁一起担任编剧，并且还执导了《潜伏3》，甚至还担任了温子仁的DC影片《海王》的编剧，可以堪称是温子仁的御用编剧了。而杰森·布伦和温子仁的关系更是非常密切，既是恐怖片领域的竞争对手更是关系亲密的合作伙伴。

而在近日宣传新片《M3GAN》的采访中，杰森·布伦向影迷们释放了一个让期待这部影片续集的影迷感到兴奋的信号，杰森·布伦透露两家公司合并后或许温子仁可以帮他解决《隐形人》续集的问题。杰森·布伦暗示《隐形人》续集一直没有制作是有原因的，但是温子仁的到来将会为他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下两家公司在一月份完成合并后，将会很快地带来这部《隐形人》的续集呢？更甚至《隐形人》的续集将由温子仁亲自执导、雷·沃纳尔退居幕后担任编剧，两人携手再次带来一部恐怖惊悚大片？甚至我们可以期待下温子仁将会接管环球影业的怪物宇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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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汤老师看电影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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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中超八冠王和亚冠双冠王的广州队，因为严重的财政危机至今仍未集训，而那一些旧人在别的地方发光发热。成都蓉城官方宣布，三位新援进入徐正源教练，其中有两位是广州队旧人。一位是广州队冲超成功担任技术分析师的金赫钟，辅助过李章洙和里皮两位名帅，拿下3座火神杯1座亚冠奖杯。而另外一名所谓的“旧人”，广州队球迷几乎没有印象，因为他加盟半年一场未踢却能够捞到千万工资。

技术分析师，金赫钟曾辅助李章洙里皮夺冠

一支成功的足球俱乐部，除了球员、教练、管理层和后勤保障之外，还有一些紧跟球员、教练，甚至是对手和外地的技术分析师。这一些教练组成员，他们的工作就是对于球员场上和场下的竞技状态进行评估，是否适合主教练的战术安排，是否能够击溃比赛对手。同时，技术分析师还要对比赛对手进行详细的分析，在自身对足球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比赛视频剪辑，让球员和教练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

而在广州队近十年成功的足球历史当中，少不了那一些为俱乐部争夺荣誉在背后付出的技术分析师。正如刚刚加盟成都蓉城队的金赫钟，他在2011年就来到了中国辅助当时作为广州队主教练的韩国老乡李章洙。同年，广州队夺取了中超冠军完成中国版的“凯泽斯劳滕神话”。2012年，李章洙离队，金赫钟选择留下为里皮效力。所以，他是拿到3座火神杯和1座亚冠冠军奖杯才离开的。

隐形的球员，金亨镒一场 未上捞千万

相比金赫钟这种为球队默默付出，而球迷可能不认识的球员，金亨镒直接具备“隐形功能”。2016赛季，当时广州队出现了外援用人荒，这对于刚刚第二次夺取亚冠冠军的球队来说是一件比较头疼的事情。所以，俱乐部挥动支票簿引进了杰克逊马丁内斯和金亨镒。万万没想到的就是，这两人也成为广州队历史上最失败的外籍球员引援。

相比J马长期而又反复地躺在病床上不同，金亨镒在广州队半年时间根本就没有上场。直到现在，金亨镒无法登场至今是一个谜团，当初也没有任何官方的说法，甚至小道消息都无法解释他这种特殊的情况。直到最近，有韩国媒体曝光，金亨镒在广州队半年时间捞了几千万，让球迷们从不解变成了愤怒。当然，时过境迁，甚至不少球迷都不记得这一位球员的存在，也就谈不上怀念或者是愤怒了。

正所谓：“相见不如怀念。”广州队作为之前十年最成功的中国足球俱乐部，他们获得的成绩可以说是冠绝中国足坛。也有一些看不到的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贡献出一份力，正如金赫钟担任技术分析师，他的战术布置不在球场而是电脑。当然，也有像金亨镒这种毫无存在感的，因为球员的工作就是在场上拼搏。而他并没有任何的出场纪录却能够在半年内捞走千万工资，是广州队球迷所不屑的。